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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徽商劲旅婺源商人

胡 兆 保

  婺源商人是古代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中的一支劲旅。
  婺源是个“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山区县,因山高地狭,田少人多,迫使不少人“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从小就离开乡井,走上服贾四方经商谋生的道路。明清兴盛时期,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即十分之三的人在家,十分之七的人都出外经商。作为徽商之一的婺源商帮人数也很可观,仅旧志中有记载的著名商贾传记就达千人以上。
  古代婺源商人人数众多,他们通过同乡之谊与宗族之好结成既亲密而又松散的商帮,足迹踏遍江南大地,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五府”地区和中下游的两浙及“天府之国”的四川,运河两岸的城镇乃至距家千里的“苗疆”、南海,均是婺源商帮活跃的地区。婺源商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弃儒经商之后,往往精于取舍,善于筹算,或坐地贩卖,或长途运销,纵横驰骋于商界。他们主要经营木材、绿茶、粮食、瓷器、食盐,林业是婺商第一位的经营项目。因为婺源山多盛产林木,且林材质地良好,特别是杉木高大挺直,被称为美材而闻名全国。因此婺源木商市场广阔,近至江西、浙江、江苏、闽南,运者“贩木苗疆”,甚至入河套赴都门,不少集市和口岸都有婺商经营的木行。婺源木商是徽州各地木商的盟主,木材贩运几乎为婺源人所垄断,他们除了经销本地的木材之外,还到外地登门收购,或买下客地宅山竹木雇人砍伐,编成木排到消费地区贩卖。木业需要巨额的资本和众多劳动力,婺源木商除少数“积金数万”者以外,多为合股经营。他们经营活动的精力均注入运输即流通过程中,如果成功即获得,如遭火灾或风浪亏损则达数千金。因此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各地木商都要聚集婺源祭祀五木神。
  婺源是闻名遐迩的“茶乡”,茶叶为婺源孕育了众多“业茶起家”、“业茶致富”的茶商。因为经营茶叶业务量大利润丰厚,“业此者无不利市3倍,获利之多有如去河滩拾卵石”。明末清初,婺源绿茶已作为主要外销茶出现在外贸市场上。后来清王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奥海关,广州成了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婺源茶商纷纷进入广州,称为做广东茶。詹天佑曾祖父便是乾隆年间贩茶去广东的茶商,他在广州开了一家名为“万孚”的小茶行,后来又把儿子詹世鸾也带往广州做茶业生意,茶行更加兴隆。这时“业茶于羊城”、“贩茶至粤”或从广州贷金回婺源贩茶的茶商多不胜举。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婺源茶商转向上海这新的贸易港,曾任广东徽会馆经理的程泰仁转移上海经销茶叶,获利后独捐巨资修广福寺,可见其经济力量的雄厚。茶商郑鉴源在上海先后创办源利茶厂、鸿怡泰茶庄、源丰润茶栈、中国茶叶贸易有限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直接向外商出口茶叶,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被外商称为中国的茶叶大王。婺源茶商十分注重信誉,在珠江口经销茶叶的朱文炽,每当新茶过了规定的期限,总要在出售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被商界传为佳话。
  粮食贸易也是婺商经营的大宗买卖之一。因当时婺源三面与产粮的江西接壤,这里的米商每年都要从江西运入大批粮食至缺粮的皖南各地,不少米商还在粮区设立米号,行商和坐商

 
相兼,以谋求更多商业利润。婺源盐商、瓷商和典当商中崭露头角有名气的也不少,盐商孙公朴爱聘任屯溪、万安、五城、上溪口、渔亭等7家盐店总管,兼黟县上丰盐店街福生盐号总管。他与官府关系密切,盐号实施亦官亦私专营性质的“官督商销”,货源稳定可靠,销售市场广阔,不仅成为当地最大的盐号,还开设起资本雄厚的茶庄。明清时期,毗邻的景德镇已是名闻中外的瓷都,婺源商人很早就盯上了经营瓷器这项利润较多的买卖,不少人因贩卖瓷器而脱贫致富。此外,婺商经营钱庄业、典当业、布业的也为数不少,典商汪拱乾一面经商一面放债,终成巨富,子孙继其业,家家丰裕,曾被誉为“本朝货殖之冠”。
  明代中叶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婺商中的不少不仅从事商品流通领域里的长途贩运贸易,而且能将手中的商业资本投资产业。木商李迪出囊贷资雇工数十人至广信购买木材,炼石凿岩疏通河道。茶商俞仰清购进德国产的制茶机械设备,创办祥馨永实业公司。这些商人不但在流通领域谋求商业利润,还学会在生产领域获取利润,经营各种产业,他们给封建社会中商业和商人的发展带来了一丝新的气息。
  作为朱熹故里古代婺源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遵循儒家“诚笃”、“诚意”、“立信”、“言而有信”等道德说教,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明清的婺源商人中,还重孝轻利,有些人则是为了了履行赡养父母的孝道而去经商的,如典当商程发暠,因为自小丧父,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生活艰难,便毅然离家赴崇明经商。还有远贾金陵的洪登云、商于粤的滕焕然等,从事商业的伦理原因都是尽孝道,体现了重孝轻利的道德风尚。婺商还信奉“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伦理,恪守“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信条,经商致富后不忘社会公益,慷慨解囊,致力于捐建义学、修桥铺路、扶贫济危等义举义行。明嘉靖年间,婺源社学(儿童启蒙学校)达140所,居徽州6县之首,这些社学不少是商人捐资创办的。一些商人和商有家族还捐建书院,扶助书院教学活动。史料有关婺商修路、筑桥、捐修谱牒的记载是举不胜举,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不下千金”;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余源开不断捐金实施义举,乡亲们赠他“见义勇为”匾额。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惊梦滩”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当地人嘉其行谊,勒石称此处为“詹商岭”。明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至饶州,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明清时期婺商中一些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儒贾”,经商四方遇山水名胜之地,或咏诗,或作画,以显示儒商的身份、风度,极尽精神享受和附庸风雅之能事。婺商董邦直的《停舸诗集》在当时很有名气。热衷于传统儒学的商人,由于远离家乡和亲人,往往以诗词抒发离怀别情,因此他们的诗中不乏传世之佳句。有些富甲一方的商人还以巨金收藏金石、古玩和字画,豸峰一商人别出心裁地在新宅的长窗上雕饰着古代各种有名的青铜器皿,表明对古玩的喜爱,更表达对儒文化价值的追求。
  婺源商人还在经商的都市设立会馆,这些会馆是属于商人自己的地缘组织。后来随着商贸业务的发展,还组建了以相同行业组织在一起的团体——公所,如上海的星江茶业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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